（2015/10北京流火帳篷《流火·十月譚》演出劇照）
2015年3月初海筆子稽古時，我跟櫻井大造先生提出我想去參加北京流火帳篷的自主稽古，然後大約一周之後，我因協助母親的回收工作，從附近社區某棟公寓的樓梯間收了一個紅白相間的塑膠袋，裡頭有一件是成長於亞熱帶臺灣的我從沒見過式樣（毛皮縫在裡頭）的大衣和一頂禦寒帽子。後來我上網查詢，那大衣一般通稱皮襖，依式樣來看，很有可能是來自30年代中國東北。
中國東北對於”我”來說有多遙遠呢？
大約1960年吧，我未曾謀面的祖父在臺灣南部嘉義平原新港一代當捆工，因為在貨車斗上睡著了，貨車爬坡上橋時，他從貨車斗上滾落地面，意外過世，享年37歲，那時我父親17歲。12歲小學畢業就去當木匠學徒的父親是長子，喪父後，得與他母親一起擔起持家重責，那時最小的弟弟（也就是我的叔叔，後來也早逝）才3歲。新港老家就在知名媽祖廟奉天宮後街，我的祖母在守寡之後，以綁金紙（將各式金紙分成一小疊一小疊，用藺草繩綁起來，在將小疊小疊綁成一份）陸續將幾名幼兒扶養長大。我的母親在嘉義崙仔的農田成長，10歲因家貧而中斷學業在家幫農，她印象中最辛苦的工作是要將甘蔗的葉子延著兩邊撕開，手很痛的。我的父母在60年代後期騎了3天的腳踏車來到臺北景美的新店溪旁一帶，那是臺灣開始工業化、農民往都市移動的年代，也是美援、越戰的時候。
我于1971年在臺北景美一帶溪口街出生，母親曾告訴我，她說我出生時，頭髮顏色非常淡，幾乎是金色的，鄰居都笑說我是「阿兜仔」（閩南語，指鼻子凸凸的外國人）。少女時代這麼聽說時，我還覺得納悶呢，想70年代初電視又還不普及，交通應該也不是很便利，鄰居他們到底在哪裡看過「阿兜仔」呢？在很久之後，2010年吧，我開始關注沖繩的美軍基地問題後，才愕然發現溪口街離臺北公館（臺灣大學附近）很近，而公館一帶曾經有駐台美軍的通訊站和宿舍。隨著1972年中（中華人民共和國）美關係開始正常化到直到1978年台（中華民國）美斷交，駐台美軍逐漸撤離，原先美軍使用的基地也陸續轉用其它用途。也因此在我成長過程，我對駐台美軍並沒有什麼印象，只知道松山住家附近有條麥帥公路（紀念美軍麥克亞瑟將軍，後來改名了），從高中學校去公館轉車會行經羅斯福路。
美軍撤離之後，80年代初進駐臺灣的是麥當勞、肯德基、溫蒂漢堡、德州炸雞等美式速食連鎖店，國中（初中）時，和同學去這些地方聚餐才是時髦的，就不再期待老阿伯挑著手工扁擔豆花出現在公園一角，也不懷念那熬夜準備考試時聽到的半夜賣燒肉粽的叫喊聲了。青少年時期，美日流行文化大舉入侵西門町，買隨身聽要買日本牌子，看電影要看有得奧斯卡獎。1987年臺灣解嚴，那時期很多街頭運動，但對於身為家族中第一個念公立高中的我來說，反正不要影響我上學放學上補習班和同學出去玩就好了，追求個人的生活比較重要吧。這樣的想法其實是一直延續到我上大學、研究所，20幾歲時出國玩，去的地方是有朋友去留學的美國東岸、歐洲幾個國家。曾經歐美日的文明、價值和流行文化深深影響著我和我的好友們，我以為那才是現代和進步，後來我才知道我這代正是和新自由主義一起長大的。
以上是前幾天（2015/10/31晚上）寫的，好像離題了。北京返回臺北之後，我依舊是忙碌工作。白天幫著母親的垃圾回收工作（每天5～8小時吧），晚上則是去美式PUB放歌，播放的歌曲多是歐美流行音樂。嗯，的確是有些錯亂的生活。
中國東北對我來說有多遙遠呢？如果不是因為和這件皮襖相遇，或許我不會想去探究原來曾有5000名臺灣人（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本島人）前往滿州國求學、工作，也不會有機會在6月初流火自主稽古結束後去拜訪胡冬竹（沖繩現代史一書翻譯）父母親聽他們聊在滿州的童年回憶，更不會得知我妹夫的父親原來是來自秦皇島，16歲被國民黨拉去當兵，戰後在東北打了2年國共內戰，1948年從葫蘆島匆匆隨著國民黨軍隊撤退來台，聽妹夫說，他父親小時候曾在秦皇島一帶見過騎馬的川島芳子呢。
這件皮襖的主人或許真的是來自中國東北，算算時間，她在臺灣的日子是遠遠超過我的年紀的，這麼說來，我又憑什麼認為我比她更臺灣呢？只因我的祖父母輩更早移居臺灣嗎？在北京帳篷期間每晚排練後，我獨自在房間外縫補皮襖的貓（或兔？）皮裂縫，總是會有很多問題浮現腦海，她/牠承載著哪些記憶呢？她/牠在兩岸開放探親之後是否曾經重回東北呢？她/牠曾經來過門頭溝（北京西六環，2015/10北京流火帳篷演出村落）附近嗎？
如果今年3月我沒有主動提出我想去參加流火的自主稽古，那我還會收到這件皮襖嗎？6月時，海筆子幾位成員進行了2005年海筆子第一個帳篷劇《台灣Faust》讀劇討論，那時大造寫給我的角色/梅妃的最後臺詞有這麼一句話：「從現在起，挖掘那記憶的粘土工程，應該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任務。」那時候在帳篷裡演戲時是還沒能瞭解，10年過去了，或許我稍微懂一些了。
以上文字節錄自《流火·十月譚》演出小結──許雅紅（2015/11/3 ）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